在社会时间资本化问题的讨论中，从现代性概念中的社会时间含义入手，讨论到经济学中时间被认为是一种稀缺资源，同时时间变成了资本，再进一步提出工作空间中，以人为载体的社会时间资本化的论断。然后从个人的价值被制度化为工作时间及其纪律入手讨论了工作空间下的社会时间制度化，并重新解读了人力资本的概念，提出人力资本概念中包含的社会时间意义就是工作空间下，社会时间资本化的三个制度层次。
关键词：社会时间的分化；社会时间的资本化；人力资本
自然时间（物理时间）是相对于宇宙意义上的时间，其探讨的背景是宇宙的演变过程[2]。本文不想从这个带有很强哲学味道的角度来分析时间，而是希望用统计变量的角度来把握社会化的时间意义，即社会时间。自然时间进入社会运行过程时，社会的属性与特点融入了时间概念之中，使得自然时间社会化。
社会有别于自然界的特点就是有人的存在，有非物质的意识的存在，尤其是出现共识性的社会关系规则（空间性的概念）。这些有别于自然界的特点，使得人们对自然时间的体验具有多种角度，比如：社会发展状态的延续性体验，即历史的视角；传承意义上的代的延续与交替；共识性社会关系规则制度化后，形成的对制度延续性的体验，包括家庭存续时间、工作持续时间、受教育时间、社会生活时间等等；个体生命存续的时间等等。因此社会时间就是自然时间社会化的结果。
笔者分析的社会时间是加载到社会人（平均人、集合人）身上的时间。简单地讲，社会时间就是社会的延续性，它包括人所必须遵守的时间性制度、社会延续的过程及历程（历史）。它既可以表征在同一年龄但不同的人身上，也可以通过人的世代交替而表现出一种社会延续的过程。同时在不同的空间背景下，社会时间也会具有不同的特征。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先讨论社会空间的意义。笔者认为社会空间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社会空间虽然还具有自然界中的“场所”特性，但是其大小、长短的意义却变得模糊不清，因为社会是人的关系的总和，关系是不具有“大小”性质的，但是具有场所的规定性。每个社会都有特殊的空间安排，例如城乡差异、社区、工作空间、家庭空间、历史空间等等，而这些安排往往是由历史社会结构因素而非纯粹物理特质所决定。
其次，社会空间是人日常生活的行动及体验脉络。在这个意义上，社会空间可以是“虚拟”的，如个体的生命空间。
第三，社会空间不仅是社会行动者生存的基本客观结构条件，同时也是“社会表现、关系及过程”[3]。社会空间不是停滞的，是关系网络而非固定形式。社会空间是变动的，其形式就是一种过程。
第四，社会空间是一种的社会产物，是人类规定与建构的，没有人类的主观建构，社会空间就没有存在的意义。同时社会空间也是与社会行动相关的中介与结果。
这种认识的核心是重新理解与建构空间的内涵，使人的特殊性及多样化的特性融入空间概念之中。在这种对社会空间理解基础上，把握加载到平均人身上的社会时间概念，可以分解时间社会化的两个主要特点：社会时间的分化与社会时间的资本化。
由于社会空间是带有场所规定性的关系空间，因此在这个空间背景下的加载到人身上的社会时间就必然将共识性和制度化的社会规则的含义融入社会时间概念中来，在社会过程中，形成了众多的具有社会时间意义的时间变量。这种对社会时间现象分解的过程就是社会时间的分化的过程。主要包括：
1.生命的历程。与自然界的生物一样，人生活在社会之中，有生老病死的自然意义的存续到消亡的过程，从平均人意义上讲，这个存续的过程一种时间维度，反映到社会时间变量当中就是年龄。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社会中，年龄不仅代表着生命的存续过程，它还具有其他许多社会含义（下面我们会详细分析），但是反映生命存续过程的时间变量就是年龄。
2.世代的交替。单纯从生命存续的过程理解社会时间是一个非常片面的维度，因为社会空间是一个不断建构与变动的过程，平均人的知识的积累与经验的感受是可以传承的，因此，代的概念成为这种传承的社会时间视角，反映到社会时间变量上就是以父子概念为核心的“辈”的概念。
3.社会关系空间制度的延续。一方面社会关系共识性规则形成了不断建构的社会规范与制度，这些规范与制度反过来制约着社会生活中的血肉的人，使得社会中出现了非本真的平均人，另外一个方面这些规范与制度的延续使得平均人具有了更多的社会时间意义上的概念丛。从时间变量上看包括了：制度化规定的受教育时间（学龄）、家庭生活与存续时间、工作持续时间（工龄）、社会地位积累过程中形成的职称、资格、位置与资历等等。还有更加细化的许多概念，如：厂龄、教龄、学历等。
4.作为人类整体的延续的历史时间。这个角度是社会时间视角中最广泛的视角，前文论述的社会形态与结构演变的学说都是在这个视角下进行的讨论。笔者认为，作为人类整体的延续的历史时间包括两个方面：间接体验的纯历史时间（人类存续的脉络）和直接体验为核心的事件式的社会时间（平均人有限的历史时间），在下一章中我们会详细论述。前一类时间不是本文讨论的内容，后一类社会时间的变量主要也是通过加载到人身上的年龄变量来反映的。
无论是生命时间、代的意义上的“辈”、制度化社会规范意义上的学龄、工龄、职称、资格、位置与资历，还是平均人有限的历史时间背后都存在着一个含义更广泛的时间变量，就是年龄，因此，本文需要对年龄这个时间变量进行详细的分析，希望通过这种分析，更好地把握社会时间分化的意义。
年龄这个加载于人身上的社会时间概念是什么？在我们生活的世界中，从共识的角度，这个概念包括了以下四个层次（含义的分化）：
第一，年龄是一个物理概念，与质量、速度、长度等概念一样，年龄具有度量衡的性质，以个人的生命起点开始计算，是测量个人生命时间的概念。从这个角度讲，年龄是客观的，是外在于个人的概念。正是由于年龄是时间概念在个人生命过程中的运用，所以，年龄具有时间同样的性质。
正是由于年龄与个人时间的高度一致性，所以可以直接借用个人时间的概念的组成因素。从物理意义上讲，年龄可以分为：年序和年距。
年序在社会生活中主要是指儿童、少年、青年、中年、老年这些模糊含义，体现出一种顺序关系。
年距是测量年龄的基本单位（年）所应有的含义。
这种对年龄的认识是没有考虑社会的因素的认识，是对年龄的自然科学化的理解。如果运用这种理解来进行社会生活的研究就会使得分析不能深入。因为无论是年距，还是年序都是高度抽象的、不考虑生命主体本身其他任何属性的。
年龄的物理学意义在社会生活中的运用非常常见，比如年长几岁、兄弟姐妹关系的划定、辈分的划定等，在科学研究中，以人口学、保险学的预期寿命概念最为明显。
第二，年龄是一个生物学的概念，人们可以从生命发展的历程角度来理解年龄。这个角度是从生命有机体的形成、发展到死亡的过程来理解年龄。在科学研究中，尤其在医学、生物学等研究领域，年龄是个体存续的过程。
既然是一个过程，就是一个动态的序列关系。从这个角度，人的年龄就分为：婴儿期、儿童期、少年期、青春期、青年、中年、老年等。但是与物理学对年龄的理解意义不同的是，在生物学意义上，年龄不是一种年距和年序的关系，而是呈现出一种生命力量的周期性关系，众所周知，婴儿期和老年期的生命力是人一生中最脆弱的时期，青春期到中年（壮年）之间是个体生命力最强的时期，中年的某一个时期开始，人的健康与生命力开始下降。
正是有了这种对年龄周期性的认识，社会才有了许多的制度安排[4]，比如：法律上，18岁为成人，其个体行为必须自己负责；中国法律规定：与15岁以下的女性发生性行为构成强奸幼女罪等；在社会制度上，60岁为老人，要退休（也有55岁和65岁之说），发给老年证，享受社会福利；18-60岁的人口是劳动适龄人口，需要工作，没有工作就是失业，一些国家和地区甚至将这个年龄段的没有正当理由的不工作的人定为非法等等。
第三，从个人在社会生活中的活动角度，年龄的概念就变成了一个心理学概念。比如心理学经常讨论的各种能力（认知能力、理解能力、判断力、记忆力等等）问题，比如与年龄的生物学属性结合起来之后形成的青春期心理、更年期心理等问题。而最重要的是，在年龄的心理学意义上讲，年龄代表了个体对自己所实践的所有行为的积累，借用“知识库存”[5]概念，就是个体直接参与的社会实践经验的知识库存。
第四，在社会生活中，这个概念既包含了个人人对于年龄的理解，同时也包括了群体对这个概念的共识。年龄这个概念在社会生活中是不断建构的。
年龄作为一个概念，就给了社会上的每一个个体提供了想象和演绎的空间，其概念本身就成了一个“年龄丛”（实际上任何一个概念都在这个意义上成为一个概念丛）。由于这些耳熟能详的概念都不是我们这些活着的在世的人的创造，所以，这个概念本身就是历史，我们可以透过这个概念了解历史的含义，了解社会生活，同时了解人们生活世界的结构。也正是由于年龄的这个特点，我们才可以透过概念的背后来理解历史与现实。历史是创造的，现实在无限地、随时地创造历史，所以对概念与概念背后的研究本身就是对历时的和现时的社会的一种理解。
“海德格尔通过主体客体的分析，指出了人本身的主体就包含了他的过去，所以当下就是历史。所以，历史与当代是同时性的。这从根本上解决了自然科学研究当下，历史学研究过去的这种差距。这样就把现在、将来、过去，也把关于进步的观念是他当下看作唯一的实在这种观念联系在一起。”[6]
“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所讲的时间就不是作为‘在者’死板板地成为过去、现在、未来三个各不相干的阶段。这个时间乃是活生生地贯通在整个在的过程中由这个单独的此在的过去来指引并调整着现在的此在进入最适当最符合我在世中在者之无蔽状态的未来。这样的过去现在未来不但不是各不相谋，而是浑为一体，而且根本就是在怎样去在的必不可少的构成条件，而且这也才构成历史。”[7]
因此从社会学意义上的年龄来看，年龄是平均人的一个社会时间属性，其本身就能够反映现实与历史的延续过程。从上述加载到平均人身上的社会时间变量——年龄的层次性分化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社会时间变量所具有的概括性特点，因此，主要是通过对这个社会时间变量的统计描述来探讨社会时间的特点，需要指出的是，年龄不是社会时间变量的全部，只是由于其较强的概括性，通过这个社会时间变量描述社会时间的特点比较容易和易于理解。
社会时间的分化是非常容易理解的，那么社会时间的资本化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下面我们用较大的篇幅来探讨时间社会化的另外一个特点——社会时间的资本化。
工作空间是人与社会沟通的基本场所，虽然对人来讲是一种片面的投入，但是在社会的背景下，这个空间在社会制度安排的基础上对个人进行了强制性的制约，使得个人生活具有明显的工作时空烙印。从类定义的意义上讲，工作空间是人在社会制度化的环境中获得报酬的环境。
作为自然的人的自由是一种虚妄的幻象，正象海德格尔所描述的那样。人生活在这个有他人的世界里就不可能不被异化、物化，同时丧失人的自由，而受到外在于我的世界的冲击，从而形成社会的我。社会的我是真实的我，自然的、自由的我是幻觉的我。因此，真实的我只有在社会的制度、生理的规定中行事。
“由于受到技术社会、消费工业的侵蚀，大众精神生活普遍商业化，广告、电影、电视、报纸和全球通讯使人们无可逃遁地被消费精神所渗透，因此日常生活就变成了人为物役、被异化的主要场所，而常识成为精神异化的主要形态。无论是霍克海默的《启蒙的辩证法》，还是马尔库塞的《爱欲与文明》，或列菲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等等，都对于充斥整个工业文明时代的、压抑人本的实证主义和物欲精神进行了批判。在他们看来，启蒙精神最初从一种批判精神与解放精神逐步蜕化为一种与大众世俗、与资本主义的工业文明高度一体化的意识，它通过日常生活渗透到大众心灵深处，成为一种异化的共识。在消费社会，人们不仅无限制地追逐和消费着物品，而且在消费中认同着由这一生活本身凝聚和推崇的意义，成为物欲意义合法性的支持者和维护者，进而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盲从。常识意义的异化与日常生活的异化同构和同态地存在。”[8]
在工作空间下，人在不断地异化，同时社会时间发生了本质的变化，最明显的就是社会时间的资本化，即工作空间下的社会时间成为人货币价值的衡量标准。这是本章的主题性假设。要探讨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讨论进化论和现代性思想对社会时空观念的影响。
（一）现代性认识与社会时间资本化
1.现代性认识中的社会时间意义
在现代性认识中，许多观念都是建立在社会时间框架中的，比如：进化、进步、发展、效率等。
通常意义上的进化概念，已经不是遗传学或者达尔文意义上的进化的含义，其本来意义中随机、突变、偶然使个体能够存续特点，被现代性理解为“向更高层次的发展”，这种对进化概念的演绎，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进化是时间延续过程的一个必然产物”，将本来混沌时间意义上的进化变成了时间序列意义上的必然的进化，并由此导出了进步的意义。
在进步进化论中，进化变成进步，进步是时间延续的必然，进步被理解为一种时间序列。由此导出了许多经济理论和社会理论，比如“现代化理论”、“发展经济学”、“发展社会学”等，关于这一点，在前面文献回顾中已经有所涉猎。这种认识影响十分巨大，成为许多理论的前提假设，其公理式的命题就是：社会类型化的变动就是进步，比如农业社会必然发展为工业社会，以工业化为基础的工业社会（现代社会）是比以传统农业为基础传统社会更高层次的社会等。
而发展的概念是比进步的概念更加流行、更加“深入人心”的概念，无论在理论研究，还是实际工作中，发展都是普遍用来替代变化与变迁的，就是将时间层面的未来，理解为必然的进步。
同样，在现代性中，进化论的“选择”的过程，变成了“优胜劣汰”的过程，“优”就是在层次上高于“劣”的部分，并由此导出现代性最核心的概念之一——竞争。而竞争就是在时间延续过程中，强战胜弱、优战胜劣的过程。而如何能够更好的竞争，就必然会推出效率的概念。
既然时间能够导致进化、进步、发展，那么有效地运用时间就成为人们的追求之一，于是出现了效率的概念，效率就是在给定时间中更多的产出。在这个意义上讲，时间已经开始具有的资本的属性，因为有效地运用时间能够得到更高的价值（产出）。
通过对上述概念的跟踪，我们发现：进步进化论的观念导出了现代性中的一个核心理念——“竞争”概念的合理化，而现代性时空观念的共识使“时间”变成了追求。这两种观念成为工具理性的一部分（时间经常以效率的概念展现在人的面前）。这些都是常识意义上的对社会时间的异化。
2.时间在经济学中被认为是一种稀缺资源，同时时间变成了资本。
美国密执安大学教授殷格哈特（Inglehart，1997）把1970年以来先进工业国家发生的变化称为后现代化。在他进行的传统、现代、后现代的对比概念中，对个人现代性的分析视角值得我们借鉴。殷格哈特[9]认为现代性的核心社会目标是追求“经济增长最快化”。而“经济增长的最快化”的引申含义就是有效地利用时间。
在经典经济学中，时间是一种限制、一种指针，用来衡量是否能正确而有效率的使用金钱，“衡量标准”只是一个参照维度，是不可以利用的。但是现代性使得这个原则完全颠倒过来“金钱就是时间”，就是说时间可以被利用，时间能够创造价值，时间反而成了重要的资源，金钱则变成用来测量是否妥善运用时间的方法，所以新的金融定义不再是指金钱而是信息的“时间价值”。
在期货市场、储蓄行为、股市等经济领域，时间本身就是金钱[10]，可以增值，同时也可以贬值。这些都是时间加载到物化的事物中。加载到物化事物中的时间就与物化的事物形成不可分割的整体，就象现代物理学中提出的四维空间的概念一样。所有物的特性都与时间密不可分。
因此，被当作资源的时间具备了价值的属性后，社会时间就成了资本。殷格哈特认为现代性的特点是将时间与资本的结合的产物，时间变成资本的一种形式——时间资本，也就是说，时间本身就是一种新的无形资本。
实际上，在经济领域的时间价值分析，也是“经济人”假设推断社会经济活动的必然结果。而如果将时间纳入到整体人（社会人）的假设的时候，经济学中所说的时间价值只是时间加载到资本身上的一个片面结果。
3.工作空间中，以人为载体的社会时间资本化
现代性使得时间在加载于人身上的时候，也具有了资本的属性。这就是社会时间资本。就是说，以人为载体的社会时间，在实际运用中就可能变成一种资源，这种资源虽然没有经济资本、人力、物力那样具有物化的属性，但是却有价值特性存在。这种将社会时间资源化、价值化的过程就是社会时间资本化。
现代性的社会时间观念最直接地体现在工作空间当中，在工作空间中，时间需要管理，时间成为资本的形式与属性，使得时间在社会生活中变异成一种可以控制的资源（前提是时间加载到人的身上）。在这个空间中，时间资本成为现代人与现代企业（机构）的主要追求之一。我们可以看看现代企业时间管理“圣经”（网络上的诙谐的用法）的说法。
“因为时间具有‘供给毫无弹性’、‘无法蓄积’、‘无法取代’、‘无法失而复得’等特性，所以在各种经济资源中，时间最不为一般管理者所理解。也许正因为如此，时间的浪费比其他资源的浪费更为普遍，也更为严重（所谓时间的浪费，指对实现目标毫无贡献或贡献的时间消耗）。‘时间管理’所探索的是如何克服时间浪费，以便有效地完成既定目标。特别提醒管理者注意的是，‘时间管理’并不是指以时间为对象而进行的管理。由于时间总是按着一定的速率光临，并且按照同一速率消失，所以时间本身是无管理的。"时间管理"的正确涵义应该是面对时间而进行"自管理者管理"。”[11]
上述文字清楚地表明，现代性所提供的时间概念及延伸的概念已经内化到工作空间当中。在这个空间下，社会时间所具有的属性中增加了资本的含义。比如“时间就是生命”、“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金钱”（速度的理解，本身就含有时间的意义）等等。
综上所述，进步进化论的时空观念对现代性时空观念有深刻的影响，现代性的思想又更加绝对地强化的作为社会共识的社会时间的线性、一元、单一的特点。但是现代性的观念对社会时间的最大的影响是在工作空间下赋予其资本的含义，同时将这种时间资本的含义内化到工作空间中的人的身上。
（二）工作空间下社会时间资本制度化
工作空间制度是针对于工作空间中制约人的制度，而工作空间下的社会时间资本指的就是工作空间下人的时间资本，因此工作空间下社会时间资本制度化就是指工作空间下人的时间资本制度化。
1.个人的价值被制度化为工作时间及其纪律
对竞争和时间的追求在“进步”的口号下，从个体转移到制度层面。
“如果一个19世纪的社会理论家需要达尔文来教他进化的观念, 那么这个理论家显然是名不副实的。颇为遗憾的是, 某些论者真的如此, 他们甚至还提出了一些以‘社会达尔文主义’为名的观点, 然而正是这些观点要对自那时以来社会科学家不再信任进化观念的现象负责。当然,选择过程在导使社会制度得以型构的文化传承(cultural transmission)中发挥作用的方式, 与这种选择过程在天生的生物特性的选择及其经生理学上的遗传而得以传承的方面发挥作用的方式之间, 存在着重要的差异。‘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错误在于：它所侧重关注的乃是个人的选择而不是制度和惯例的选择, 它所关注的乃是个人所具有的遗传能力的选择而不是个人所具有的那些以文化方式传播或存续的能力的选择。但是需要指出的是, 尽管达尔文理论的纲领只能在极为有限的意义上被适用于制度和惯例的选择以及个人所具有的那些以文化方式传播或存续的能力的选择等问题, 而且将这种理论刻板地适用于社会现象的解释也会导致各种严重的扭曲, 然而基本的进化观念在上述两个领域中却还是一致的。”[12]
哈耶克在较大的空间背景中谈到的文化传承制度与惯例的选择问题，实际上也是一种对社会时空关系的重新诠释，其重要意义在于，他提出了社会时间不同于自然时间的另外一个属性，就是社会人（平均人）必须面对的社会制度。笔者在此不想过多讨论大社会空间下的制度，只是希望讨论工作空间下，围绕加载于人身上的社会时间所形成的制度及背景。在这方面Thompson有清楚的论述。
“E. P.Thompson在‘Time, work discipline and industrialcapitalism.’ 一文中，分析十八世纪英国‘工作时间’观念改变的历史意义。作者强调，由前工业社会到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转型（the transition），不只是发生了类似‘工业化’这样一般经济学和社会学习用分析术语所形容的结构变化，而其实是奠基于‘整体文化’的变迁，这里面包括了权力体系、产权关系、宗教制度......等变迁，也包含了作者本文集中分析的生产技术条件限制下的时间意识，以及将时间计算做为剥削劳动力的手段，简言之，亦即在人民生活底层发生的‘工作’与‘时间’观念的巨大变迁（页382）。作者强调，工业资本主义兴起以后普及的诸如‘朝六晚六’十二小时工厂新工作纪律，不仅是由资本家获取政治权力修改国家法令等外在压力所强迫形成，其实也是藉由新教伦理传布、节省‘虚耗’时间宣传（页395）、工资诱因等因素，而将新工作纪律予以‘内在化’（theinternalisation of new discipline）”[13]
正象Thompson所指出的那样，工业化体系的形成，产生许多与人相关的社会制度，这些制度中，许多是与时间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这些制度对人进行着强制制约，同时建立起个人的工作时空概念。这些与工业化一起形成的时间制度，已经变成现代人的“已给定的概念”，也就是说，内化到人的观念中。比如：
八小时工作制；
计时工资制，包括（时、天、周）月薪制度；
计件工资制（效率和时间的乘积）；
守时制度：迟到、早退制度与减薪惩罚等等。
这些时间制度，成为衡量一个人个体货币价值的标准，这就是社会时间资本制度化的过程[14]，即：个人的价值被制度化为工作时间及其纪律的过程。
接下来需要回答的问题是，既然个人的价值被制度化为工作时间及其纪律，那么为什么同样的工作时间，不同人能够获得的价值量（货币）不同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对人力资本概念中的社会时间含义进行分析。
2.人力资本概念中的社会时间资本制度化含义
人力资本首先必须是在工作空间中的，没有工作空间，就没有人力资本的概念，因此，下面的讨论中，虽然没有工作空间这个词汇，但是所有的讨论都是在这个背景下的。
汪丁丁在谈到人力资本概念时写到：
“亚当·斯密在《原富》第一册第一章概括分工之为国民财富的源泉时，指出了分工的三大好处：⑴分工使得劳动者的手艺（dexterity）更臻纯熟；⑵分工使得劳动者减少了在不同工种之间转换工作的时间；⑶分工使得劳动者在同一工作岗位上有更多机会发明节约劳动的工具。
这里的‘手艺’，便是斯密时代的‘人力资本’概念。随着生产的现代化，‘手艺’(手的动作的熟练程度)和‘技能’(操作和把握生产对象的能力)日益演变为‘人力资本’。但在概念演变的漫长过程中，概念本身逐渐脱离了现实经济活动，异化为今天经济理论家们处理的数学符号‘h’(通常表示‘人力资本’)。最现代的经济学教科书告诉我们：市场工资‘w’由竞争着同一工资率的劳动者的平均人力资本含量‘h’决定。”[15]
汪丁丁总结的人力资本概念谈到了个人工作价值量——工资的决定因素是“由竞争着同一工资率的劳动者的平均人力资本含量”决定的，这个答案等于回答了我们上面提出的问题，即：为什么同样的工作时间，不同人能够获得的价值量（货币）不同？但是这种回答的抽象程度高，同时是纯粹的经济学术语。因此我们进一步要探讨“竞争着同一工资率的劳动者”是什么？这就是通常意义上的“人力资本”概念。
1960年，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奥多·舒尔茨在题为《人力资本投资》的演讲中提出：人的知识、能力、健康等人力资本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比物质资本、劳动力数量的增加重要得多。
根据舒尔茨的论述，人力资本大致包括如下的内容：
(1)人力资本体现在人的身上，表现为人的知识、技能、资历、经验、健康和熟练程度等，一句话，表现为人的素质。
(2)人的时间的价值提高是一种趋势。
(3)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人力资本是稀缺的。
用舒尔茨关于人力资本的概念来理解汪丁丁的“竞争着同一工资率的劳动者”就非常清楚，即：“竞争着同一‘知识、技能、资历、经验、健康和熟练程度’的劳动者”，引申开来就是不同“知识、技能、资历、经验、健康和熟练程度”的劳动者的社会时间资本不同，导致了同样的工作时间，不同人能够获得的价值量（货币工资）不同。
接下来的问题是，为什么“知识、技能、资历、经验、健康和熟练程度”是社会时间资本的一部分呢？
首先，知识是什么？本来知识在广义上讲是人对社会与客观世界认识的程度，但是这是一个在经济学上无法衡量，也无法制度化的概念，因此，在人力资本概念中的知识就简单地制度化为个人的“受教育程度”，即“文化程度”，也就是学历，或者“受教育时间”。
其次，能力是什么？严格地讲，能力是因人的判断而异对他人的一种评价，从这个意义上说，能力也是在经济学上无法衡量，也无法制度化的概念。在人力资本概念中，能力被操作化为两个维度：熟练程度、经验和技能、资历，而前两个概念——“熟练程度、经验”又都是在工作环境中，对工作内容的积累过程，本质上也可以化约为工作时间，经常运用的制度化概念为“工龄”。后两个概念——“技能和资历”具有地位与社会评价的特点，是工作过程中，个人地位获得的时间过程，经常运用的制度化概念为“级别”和“职称”。
第三，健康是什么？健康是与疾病与精力的概念联在一起的，但是由于对疾病严重程度和精力的旺盛的判断具有无限多样性，使得这个概念也不能直接在经济学中进行衡量，因此在工作空间中，健康被简单地制度化为“年龄”这个个体生命时间变量。
通过上述对人力资本概念的解读，我们发现人力资本概念背后是三个层次的制度化社会时间资本概念：工作准备所必要的学习时间——受教育程度、工作的时间积累——工龄、级别和职称、工作必要保证的时间——年龄。属于三个层次五个个人标签式的资本化的社会时间概念是工作空间下评价与衡量“同一工资率”的制度化标准。
由于本章主要探讨的社会时间资本化问题，因此在分析过程中没有将人力资本中的非时间性含义包括其中，主要是个人的先赋能力等。应该说明的是人力资本概念应该包括这种先赋性。布劳格讲到：“受人力资本框架激励的大量经验工作，已经采取了把个人收益回归为象天赋能力、家庭背景、居住空间、上学年数、工龄、职业地位之类的变量形式，也即所谓的收益函数形式。”[16]实际上我们只是讨论了人力资本中的部分概念。
下面我们继续分析这三个层次的制度化社会时间资本概念。
（三）工作空间下，社会时间资本化的三个制度层次
1.“工作准备所必要的学习时间”资本化
个人受教育时间（文化程度）资本化是指个人获得的工作酬劳（工资）根据工作准备所必要的学习时间的多少而决定的（虽然不是完全的，但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
上述谈到的社会时间资本化的三个制度层次中的“工作准备所必要的学习时间——受教育程度”是必须在工作空间下才能具有社会时间的资本属性，否则只能理解为一种个人投资行为（经济学意义上的）。因此要分析其资本制度化只能在工作空间下讨论。
在社会学研究中，“工作准备所必要的学习时间——个人受教育时间”与资本的关系最早是通过布劳—邓肯模型来验证的。
“布劳—邓肯模型或者说地位获得研究的主旨，是讨论先赋因素和自致因素对社会地位的影响。在他们看来，社会分层结构主要表现为职业结构，而某种职业地位的获得主要取决于代际之间的教育水平和职业以及本人的教育水平和初职的影响。”[17]
在布劳—邓肯模型中的职业（工作空间）地位虽然是通过职业声望转化而来的，但是其资本属性是不容置疑的，就是说，职业地位中必然具有获得报酬多少的意义。因此虽然布劳—邓肯模型没有直接谈到个人受教育时间对个人获得报酬多少的影响，但是其潜在含义中包括这个结论。
实际上，将资本货币化为收入之后，个人受教育时间（文化程度）资本制度化化非常容易验证。汪丁丁收集的资料表明：“在美国劳动力市场上，大学本科毕业比高中毕业的劳动者的工资高出至少30%。成熟市场社会的典型的教育投资回报率是25%。”[18]我们采用央视消费者调查2001年的数据进行验证也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制度化趋势。
在此次调查[19]中，收入和文化程度的关系如下：
表2－3－1：个人收入和文化程度关系表
这个简单的列联表清楚地表明：受教育时间的多少显著地影响个人的收入，即：个人工作准备所必要的学习时间在工作空间下被赋予了制度化的资本含义。
2.工作的时间积累（工龄、级别和职称）资本化
前面的讨论中，我们已经分析到：在人力资本概念中，能力被操作化为两个维度：熟练程度、经验和技能、资历，进一步制度化分解为工龄、级别和职称三个可见的变量，而所有这些都代表着工作的时间积累。而工作时间累积过程就是资本的增长过程，这就是工作的时间积累的资本化的含义。
郝大海在研究工作转换的过程中，得出结论：“那些受教育水平高、工作时间长、担任过党政或者技术干部的人，转换成较大规模的国有企业经营者的可能性较大。”[20]虽然郝大海的研究没有直接提到资本的概念，但是我们可以从“较大规模的国有企业经营者”概念中找到资本的含义。
下面我们用1991年，中国工运学院主持的七省市100个企业职工调查的数据[21]，来分析工作的时间积累的资本化问题。
在这个调查中，学历分为：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大专及以上四个层次；级别分为：工人、一般干部、中层干部和厂级干部四个层次；资历是从“企管会员、职代会员、生活福利会员、分房委员、评议干部会员”成员基础上创造出来的，0为不是如何会员，1代表是任何一个或者多个委员会会员。模型如下：
表2－3－2：干部群体和工人群体的个人月收入统计表
从这个案例中我们可以发现：除学历外，在干部群体中工龄和级别两个变量对个人获得的货币收入有直接的影响，而本模型中的资历变量是参与工作管理的意义，而干部群体本身就是管理群体，因此由于这个变量与干部身份有重合，所以不显著；而在工人群体中，工龄和参与工作管理的“资历”对个人的货币收入都有较大的影响。因此我们可以验证我们的结论：工龄、资历和级别这三个工作时间积累出的个人特征都显著地影响工作空间下人们的收入，也就是说，工作时间积累被制度化为人力资本（工作空间中的社会时间资本化）。
3.“工作必要保证的时间”资本化
个人时间资本化过程在工作时空中，又将年龄这个与个人生命时间联在一起的概念（工作必要保证的时间）也异化为具有资本属性的年龄。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年龄资本化的制度。
应用传统与现代的分析框架，中国传统的“年龄就是资历”，年龄就是经验和权威的代名词。但是在工业化的进程中，年龄与现代的“劳动力”概念结合在一起，使得年龄具有了资本的属性。汪丁丁写到：“通常较年长的劳动者获得较高工资，典型如日本和韩国的工资制度。当然，年龄未必总与工龄成正比，许多‘下岗’工人在国有企业积累了多年经验，但到新型企业里仍然只能挣很低的工资。”[22]
这个属性集中体现在获得工作权利的“法定工作年龄”和离开工作岗位的“法定退休年龄”上。这个看起来简单而实用的规定实际上使得年龄与资本紧密地联在一起。只有这个年龄段才能合理、合法地获得劳动的权利及其报酬。所以“法定工作年龄”制度和退休制度是个人时间资本的制度化的结果。另外，从实际生活中的升迁制度上讲，年龄资本属性的制度化也日益明显。比如：“干部年轻化”、机关工作到了某一年龄点就不能升迁到上一级的有实际位置的职务等等。
由于升迁与退休制度，使得个人时间资本制度化，其后果就是个人时间具有了制度的含义，体现在工作空间中的个人时间（年龄）具有了资本属性。
综上所述，在工作空间下，社会时间从三个层次“工作准备所必要的学习时间——受教育程度、工作的时间积累——工龄、级别和职称、工作必要保证的时间——年龄”制度化为人力资本的概念。
本文从主要研究的问题是时间的社会化，通过时间社会化的两个基本特点：社会时间的分化与资本化两个角度，分析了时间的社会化的基本内容。
在社会时间的分化部分，我们通过分解社会时间概念，找到了反映这个概念众多社会意义上的时间变量，并通过对年龄变量的分析，得出年龄在众多加载到平均人身上的社会时间变量当中具有概括性和分析性的结论。
在社会时间资本化问题的讨论中，从现代性概念中的社会时间含义入手，讨论到经济学中时间被认为是一种稀缺资源，同时时间变成了资本，再进一步提出工作空间中，以人为载体的社会时间资本化的论断。然后从个人的价值被制度化为工作时间及其纪律入手讨论了工作空间下的社会时间制度化，并重新解读了人力资本的概念，提出人力资本概念中包含的社会时间意义就是工作空间下，社会时间资本化的三个制度层次。最后用案例的方法讨论了这三个社会时间资本化的制度层次。
[2]史蒂芬·霍金著，许明贤、吴忠超译，《时间简史——从大爆炸到黑洞》，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
[3] Castells的观点，见卡斯特著，夏铸久、王志弘译，《网络社会的崛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六章。
[4]此论点可能有比较强的功能主义的特点，但是其确实是社会现实的基本规律之一。后面社会时间资本化的讨论就是建立在这个层次基础上的。
[5]舒茨运用的一个概念。
[6] “胡塞尔--海德格尔--后现代主义哲学”, 靳希平,摘自“北大在线”
[7] ““在”的澄明——谈谈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熊伟
[8]任平，“常识分析：与后现代哲学对话”，《天津社会科学》1999（1）。
[9] Inglehart, R. 1997. Modernization and Postmodernization: cultural,economic, and political changes in 43 societies. Princeton, 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76
[10]以一个实际例子来了解，股市中套利行为便是最好的批注。套利必须同时追踪交易股票期货，以及包含该股价指数，而且同时使用数台计算机追踪至少三个以上的市场，再逢低买进，逢高卖出。套利行为之所以能够产生，是因为“时间”被当作资源来运作。在期货市场，期权价格的第二个组成部分是时间价值。时间价值（如果有的话）是期权价格中超出它目前固有价值的那一部分。时间价值反映了这样一种意愿，即买入者愿意为期权所赋予的权利付款，卖出者愿意承担期权的义务。换句话说，时间价值代表了期权在期满或期满之前变成价内而值得执行这样一种可能性的价值。在财务领域，时间价值被理解为是客观存在的经济范畴[10]，任何企业的财务活动，都是在特定的时空中进行的。离开了时间价值因素，就无法正确计算不同时期的财务收支，也无法正确评价企业的盈亏，时间价值原理，揭示了不同时点上资金之间的转换关系，是财务决策的基本依据。
[11]“哈佛经理时间管理”
[12]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著，邓正来、张守东、李静冰译，《法律、立法与自由》（第一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
[13]邱澎生，“工作时间研究 与 E. P. Thompson”，解读自Thompson, E. P. Time, WorkDiscipline and Industrial Capitalism. Past and Present 38(Dec.).1967.
[14]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也是用社会时间来度量劳动的价值。
[15]汪丁丁，“知识劳动者的工资”，《IT经理世界》。
[16]马克••••布劳格著，黎明星、陈一民、季勇译，《经济学方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
[17]李路路“论社会分层研究”，《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一期
[18]汪丁丁“知识劳动者的工资”，《IT经理世界》。
[19] 2001年央视全国消费者抽样调查，样本量15680个， 35个城市包括北京、天津、石家庄、太原、呼和浩特、沈阳、长春、哈尔滨、大连、上海、南京、杭州、宁波、合肥、福州、南昌、济南、青岛、厦门、郑州、武汉、长沙、广州、南宁、海口、深圳、成都、贵阳、昆明、西安、兰州、西宁、银川、乌鲁木齐。
[20]郝大海《转型时期企业经营者工作转换研究》，人民日报出版社，2001年。
[21]资料来源，1991年，中国工运学院主持的七省市100个企业职工调查的数据，有效样本量6768个。
[22]汪丁丁“知识劳动者的工资”，《IT经理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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