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谋杀——人类已知社会的全面终结

 （图/Adbusters.com)

坐在桌子另一头的一个人问我：“跟我谈谈你的理想道路。”我的眼睛被牵向了桌子那头。那人看起来三十岁左右；我们都看起来像三十岁左右。他的皮肤有种奶白色，就像年轻时的杰夫·贝佐斯那样（Jeff Bezos，亚马逊集团创办人和CEO）。他的穿着像试图融入迪斯科舞厅的史塔西（Stasi,前东德国家安全部情报组织）情报人员。而且像从扎克伯格的衣着照搬的一样（Textbook Zuckercore）：外套未系扣的带领蓝绿格子衬衫，里面一件不同灰色混合的带简单图案的体恤，蓝色牛仔裤，还有胶底运动鞋。功能性好的运动鞋。高科技运动鞋。这是一间科技酒吧，经常光顾的客人都是从事科技工作的科技人员。街头的公园现在成了科技园区。在那里，科技人员会宣扬各种奇思异想，或者玩玩类似魁地奇（Quidditch，《哈利波特》里的一种的体育项目）这样的人人都可参加的非运动型游戏（有人跟我说这种游戏真的是可以让真人玩的）。这个地方就好似一个书呆子的天堂，那里唯一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你受到启发而要去解决的那些问题。这也是我想融入这个圈子的原因，因为我想相信这件事可以发生。

“我是社交的狂热爱好者。”我脱口说出了这句题外话。他像个牧师那样沉稳地点了点头。没有人再用“社交媒体”这个说法了，现在都只叫“社交”(social)。

构成我身体的原子坐在这里喝啤酒，为应聘一个职位被一家公司面试，公司专门做线上品牌管理系统。这只是个比较好听的说法，但实际上就是一条为了营销来向其他营销者推销营销的营销者人体蜈蚣。这家公司值十亿美元。你肯定从没听说过它。这家公司就是那种在你面露沮丧地来上班时强制你通过打乒乓球来对抗这种情绪的地方。见见新老板，跟原来的老板没什么不同，除了新老板很在意你是否把他看作全宇宙中一种积极的力量。 

 我就坐在这里，把冷啤酒送到干涩的嘴边，一边竭尽全力地点着头，装作在听到“关键指标”、“（用户）亲近性”、“控制组”、“变量组”这类词时并不感到心烦。现在是新兴创造型经济的黎明，而我可以从中挖掘机会。此时，我就坐在这里，但我同时在各种电子设备上的网络空间里穿梭。我在Facebook里，也在Instagram里，还有谷歌、Twitter以及其它成千上万个我自己都从未得知的空间里。当我死去后，根据尸体处理方式的不同，我的身体可能成为尘土或者空气。但数字化原子永远都会活着，或者说至少在文明消亡前是如此，不管我们最后选择什么方式毁掉文明。

“这个职位最吸引你的地方是什么？”他问道。

当TechCrunch（一个聚焦信息技术公司报道的新闻网站）宣扬颠覆的福音之时，是从产业的视角来说的，这种视角把人生在世看作了一系列需要被颠覆的商业模式。TechCrunch的座右铭就是“颠覆或死亡”，但他们从来没提过那些被颠覆的人会怎么样 – 旅游代理、出租司机以及旅店侍者。还有新闻记者。他们就如同盒子里即将被创新碾压的肉，无力反抗。

 “人们对事情有很多想法和点子，但是是对一堆事情。比如说他们会报名参加很多活动，高级活动，但是有时我就会想 – 咱们还是先把一件事放在这里讨论讨论，商量出一系列想法再说。我们的想法一致，这让我觉得很受鼓舞，” 有个人发话说道。我看看周围，没有找到是谁说得这些话。

当周围谈论声四起且内容似乎都刺耳般地相似时，我很难把注意力集中在他（面试官）的问题上。这些谈论声就像是所有人都在做Ted Talk演讲一样，异口同声地吟颂着古老的时髦网络术语唱经：互动参与啊，直觉啊，关系啊，用户基础啊，革命啊。就好像已经变质发酸的庸俗讲话，所用的词汇不是用来表达什么意思，而是一些表明你并不落伍的陈腐符号。这就是商业新语言。属于华尔街的，终究会依此找到那些属于华尔街的。

其中一个人说，“我用西装在网上换了套卡其裤和一副墨镜。”但他既没穿着卡其裤，也没戴墨镜。“哥们，这是你做过的最好的决定，”他的同事应道。

这些地球上最无聊的一群人。但这个世界已经是他们的了，而我们只是为他们的世界提供数据。这场游戏很简单：把风险资本变成一个概念，吸引人们的眼球，把数据拿到手，然后去发财。但这个看似粗糙浅显的计划其实自有深奥之处。炒作的面具背后，一些奇怪的事情正在发生。

 （图/plus.google.com)

不在Instagram发食物的照片，我就没法吃饭。不玩儿糖果粉碎游戏（Candy Crush，英国游戏开发商King推出的一款流行游戏），我就没法蹲厕所。在我Facebook界面上不断发各种内容的人里，几乎半数我都不记得是谁，但我还是会不由自主地去刷他们更新的那些乏味的状态，不忍直视他们那些品味低俗的婚礼照片。在漫无目的评论、点击和点赞之中，一个崭新的世界诞生了。在这个世界里，无论我们所做的事情多么无意义，都会被追踪、记录、分类和分析。玛丽莎·梅耶尔（Marissa Mayer，雅虎的CEO）曾将这整个过程形容为“就像眼睁睁看着这个星球衍生出一套神经系统一样”。通过这套系统，每个人的行为都成为了数据君主的潜在财源，每个行为都是可供识别和开发的信号。

汉斯·格拉斯格（Hannes Grassegger）说道，“我们即将进入一个半数字化半物质化的世界，而且在我们没有注意到的情况下，我们已经成为了半比特化半原子化的人。这些比特字节（数据）已经成了我们身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我们对这一部分却毫无拥有权。”

格拉斯格是一名德国的财经新闻记者，从小在母亲的Macintosh电脑（苹果公司1984年生产的计算机机型）前长大。他六岁生日那天得到了一台Commodore 64（Commodore International 1982年发行的家用电脑）。他最近出版了一本叫《我即资本》（德语原文为Das Kapital bin ich）的书，这本书被欧洲左翼批评为太过资本主义，却同时被右翼批评为是数字时代的共产主义宣言。书中他试图回答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如果我们的数据是21世纪的石油，为什么我们并非人人都是酋长？

“我们都在分享这些信息。但聪明人却在收集它们，并且把关于我们的数据存在他们的云里，”他指出。“隐私、透明、监管、安全漏洞。我并不想听到这些。这都是对风浪四起的新现状的一种不痛不痒的低估：事实上，我们已经不再拥有我们自己了。我们已经成了数字奴隶。”




像格拉斯格一样，像每个人一样，我也被骗入了这风浪四起的新现状里，而这骗局的幌子就是关系、友谊和自我表达，让人感觉颇为良好。还有各色的应用、网站和服务供我们分享自己的喜好，恣意而为。而对于格拉斯格，这些平台只是等待开发的全新领地，而收获的利益最终还是这些平台的囊中之物：即我们那些嵌套在字母与数字里被编码了的感受、思想、经历和情绪。现在，这些平台开始利用囊中的“资本”，通过算法和情感分析来挖掘它们；而我们的虚拟灵魂，即便是在我们睡觉时，也在另一个世界里辛勤地劳作着。

对于这种困境，格的解决方案是具有实用性的，即建立一个免费的私人化数据市场，在别人对之挖掘利用之前我们便先下手为强；这就好比与一个不那么邪恶但依然邪恶的合作伙伴联手对抗现状。格有自己的理由，“在这个全新的空间里，我们必须引入几世纪前人们就在现实世界中竭力维持的权力与自由。权力就是指对于我们自身的掌控权，自由就是指依此权力来为我们自己谋取益处的自由。只有这种方法才能帮助我们抛下在数字化时代我们强加给自己的稚气。”

“哗啦——!”

一名服务员手里的啤酒杯滑落，摔碎在地板上。但没有一个人去注意它；因为他们都太投入了。我发现这个酒吧有种诡异的氛围。这里没有嘲笑、没有讽刺，也没有自贬。每个人都似乎游移在一种认真营造的宁静里。好像每件事，比如“我在空中食宿（Airbnb， 2008年创建的旅行房屋租赁社区）里找到了间很棒的阁楼”这样的事，都包含一些我无法理解的深刻精神含义。

我在讯问官（面试官）去卫生间的间隙浏览了下Facebook，希望在好友分享的内容里找到一星半点灵感作为接下来的谈话主题。但是我找到的则是一篇清单体文章（listicle，即list与article的结合）。然后是一个令人好奇的标题。再然后是一则广告。一则请求。另一则广告。又一篇清单体文章。哦天呐，有人把手机丢了。最后，又来了一则清单文形式的广告，或者是一篇广告式的清单文？



（图/haikudeck.com)

有人告诉我们要去网上冲浪，但最后，网络却奴役了我们。然而当斯诺登（Edward Snowden）爆料国家安全局（NSA）监听事件后，我们发现了比做数字化奴隶更不济的命运。这种命运的可怕之处不仅仅在于将所有人类商品化，而是在于使这种商品化称为可能的那种心理殖民主义。

这种恶劣本质其实在6月就显露出来了，那时我们才知道Facebook操纵了其近七十万用户的情绪状态。研究中半数被试被暴露在积极的情绪中，另一半则被暴露在绝望的情绪中。研究Facebook 的这批科学家告诉我们，“研究结果显示情绪是具有传染性的。”这就意味着，他们发现我们的行为被（含）积极和消极情绪（的内容）交替影响着。这或许只是一个二次发现。之前也有过先例。我们之前就是如此。




伯尔赫斯·弗雷德里克·斯金纳（Burrhus Frederic Skinner，美国心理学家，新行为主义学习理论的创始人），他的好友称他为B.F.。这位心理学家有个硕大的额头，并试图向世界证明自由意志只是一种假象；斯金纳也以此出名。但他并非一向这般极端和绝望。他曾是一个充满希望和梦想的年轻人，会写诗歌和十四行诗，渴望成为一个像马塞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20世纪法国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意识流文学的先驱与大师）一样的意识流小说家。然而他不幸失败了，也由此认为自己无法写出任何有趣的东西，因为他无话可说。在失意与痛苦中，他认定文学是无关痛痒的，应该被取缔，而心理学才是20世纪的真正艺术。所以他去了哈佛大学，把小白鼠关在笼中，通过积极和消极的刺激来操纵小白鼠的行为，由此提出了操纵条件反射的概念。如今，我们就是笼子里的小白鼠，只是我们不知道笼子从哪里起始，在哪里终结。

他又问道：“你对社交媒体未来五年前景的看法是什么？”

要回答这个问题，有一种正确的方法，还有一种错误的方法。错误的方法是对我们生活中互联网的角色持批判怀疑的态度。例如，你可以把Facebook对情绪传染的调查研究与美国国防部对平息异议及管理社会动荡的研究联系在一起。你也可以讨论，除非我们划清自身可与不可被数字化的界限、制定条规并严格执行，否则物联网（Internet of Things）将不可避免地巩固集团力量并凌驾于个人自由之上。但如果你这样回答的话，你就破坏了当下良好的氛围，被人看作是一个对得到点赞过于饥渴的病态偏执狂。

正确的回答方式是忘记上面的想法、买进、然后卖出。强调社交媒体的宏大叙事，谈谈社交媒体如何将人们在线上和线下都聚集起来，又如何增强了我们的互动交往，使我们更加开放。谈谈社交媒体如何通过那种链接你iTunes（苹果公司最热门音乐软件）和医疗记录的算法来使你在未来五年内觅得真爱，以及这种算法如何产生十亿美元的价值。所有这一切都归结于人类可以被激励的潜质；透过这层富有魔力的云，斯金纳仿佛再次出现并开始操纵你的大脑。

成为家喻户晓的人之后，斯金纳终于实现了他最初的梦想：写一部小说。小说名叫《瓦尔登湖2》，描述了一个乌托邦式的自治生活社区，生活在社区里的人按照激进行为主义（radical behaviorism）的原则过着富有创造性的和谐生活。与《1984》（乔治奥威尔小说）和《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 赫胥黎小说）截然不同，斯金纳意图将瓦尔登湖二号描绘成一个依靠技术手段实现的充满希望的乌托邦。他写道：“大多数人不想制定计划。他们想要摆脱制定计划的责任。他们想要的仅仅是一些可供他们体面生活的保证。至于其他的，则最好是过一天是一天、无忧无虑的享乐生活。”




（图/sem-group.net)

在60年代末,《瓦尔登湖2》激发了一系列的直接尝试，一些人试图创建书中所述虚拟社区的现实世界版。这些社区只是美国当时千千万万个正在建设的社区的一部分。这些社区中，有一些兴盛了起来，但大多数却在短暂的几年内土崩瓦解。他们失败的原因有这几点：下水道堵塞，食品供应耗竭，牲畜因饥饿死亡等等。但他们的共同之处就是基础假设造成的一系列环环相扣的系统故障 – 即认为社会变革可以通过自我转型实现，而权力的问题可以简单地通过忽略而解决。但转型的迷雾中总会有权谋政治家出现，而且彻底拒绝承认权力衍生的无形控制系统，拒绝承认这种系统可以破坏合作的潜力，都最终导致了这些系统的内爆。也就是在这间陈腐的酒吧里，在免费无线网络及高价有机爆米花的包围中，那些无形的权力控制系统仍在兴旺滋生。

角落的一位女士喃喃道：“我们需要激励，必须得有激励。你不可能强制人们用社交媒体。”她隐没在背着同样廉价而难看的双肩包的一群人当中。随着谈话的进行，她愈加手舞足蹈，就像夹在惊慌与狂喜这两种状态之间。看起来有点像这个表情：(&’Z)

斯坦福大学的通信工程教授弗雷德·特纳（Fred Turne）一直致力于研究并撰写关于反文化运动与技术之间关系的文章。他指出: “我们关于数字乌托邦的见解，深深根植于20世纪60年代美国反文化运动（60年代发生在美国社会政治、文化领域的一切青年人抗议运动）的新左派。这一派对我们如何使用技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产生了很多技术领域的领袖人物，史蒂夫•乔布斯就算一个（Steve Jobs，美国苹果公司联合创始人）。”





“他们关于人是什么以及集体社区是什么的理解已经充斥了我们对虚拟世界的理解，这包括虚拟社区会发展成何种景象，以及数字公民会成为何种存在。这一批人相信，你为拯救这个世界所必须要做的事就是建立具有意识的社区—在那里，你可以跳出主流美国，跳出政治和民主，跳出州政府，转向一批与你类似的人，分享你的感受、想法和信息，以此来创造一个新世界。”

在美国已被抛弃的嬉皮文化聚居区的残余力量的底部，埋有一条长长的断层线，一直延伸到我摔裂的iPhone 5手机屏幕上。如果有什么人可以描绘出这个断层的宽度，那就是斯图尔特•布兰德了（Stewart Brand，美国未来学家与早期网络文化的推动者，《全球概览》创始人）。

1968年，布兰德出版了《全球概览》（the Whole Earth Catalog，对美国反主流文化影响最深的期刊），是互联网出现之前的互联网，为人们一系列产品的概览，帮助人们打造可持续性的、有选择的创造性生活方式，而且还帮助有意寻找其中信息的人相互建立联系。当《全球概览》在1971年停止发行时，布兰德主持了一场“遗产转让会”，让与会者选择谁将获得杂志运营余下的两万美金。他们选择了弗雷德·摩尔（Fred Moore），一个以洗盘子为兼职的积极分子，有了这些钱，他就可以继续筹建家酿计算机俱乐部（Homebrew Computer Club，一个早期的计算机业余爱好者组成的俱乐部）— 就是苹果和苹果个人计算机的出生地。80年代，布兰德创立了世界上第一批虚拟社区之一的“全球电子连接”（The Whole Earth ’Lectronic link，又称the WELL，是一个拨号虚拟社区）。伴随这次成功，他又开创了全球商业网络（GBN），一个塑造世界未来的智库。他们在众多公司中选择了壳牌石油（Shell Oil）和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来共同“引导社会不稳定回归正途”。在2000年，全球商业网络（GBN）被摩立特集团（Monitor Group，全球领先的战略咨询公司）收购，摩立特集团曾因提升了穆阿迈尔·卡扎菲（Muammar Gaddafi，利比亚革命警卫队上校，前利比亚最高领导人）的国际形象而从利比亚政府赚取数百万美金，并成为了2011年的头条焦点。

布兰德遗留下的影响力最持久的财富，就是创造了“信息渴望获得自由”这句话。对于真实存在的互联网和大数据梦想，这句话一直是它们的商业运作模式。

环顾酒吧，听着喋喋不休的谈论声，注视着（可能是我）未来雇主明亮的蓝眼睛，你几乎可以在这极简派装潢的酒吧里听到谷歌总裁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会说的话：“我们知道你在哪里，我们能知道你曾到过哪里，我们可以或多或少猜到你在想什么。”

在旧金山，那些与我一样被科技与网络颠覆的同胞已经走上街头，摔砸砖头和瓶子，做出一种姿态，来反对这种封互联网为王的独裁级傲慢。“技术人渣去死！”被粗糙地涂鸦在谷歌街区的人行道旁。“科技=死亡”的标语在抗议活动中被众人举起。轮胎被划裂，窗户被打算，#反技术派的仇恨罪行（#techhatecrimes）已成为在硅谷（Silicon Valley）广为流传的一个标签；这种情形下，标签所描述的真实是毫无一丝讽刺。

我所在酒吧所处的街道另一头，一种更为消极的抗议正在一间新咖啡馆里上演，这家咖啡馆承诺客户在此可以摆脱互联网不间断的噪音及各种繁复设备的骚扰。那里的桌子同样很长而且同样是公用的，只不过它们是被放在了一个铝制金属笼里，笼子可以阻挠并抑制无线网络信号。

我们并不想通过置身笼内来逃避这个危机。我们本来就不再有什么其它的选择了。你可以拉上百叶窗、锁上房门、砸掉你的智能手机、身上只带现金，但是你仍然会被它们的无所不及的算法监视。它们已经把你的车、所在城市甚至邮递信箱都数据化了。这不是一个阴谋，这就是我们的现状，但我们太过忙于把焦虑放到它们所依附的小容器里，以致于都意识不到实际在发生什么。




冷不丁的，他最后问道：“你有什么要问我的问题吗？”我的酒杯已经空了，我很渴，想再要一杯，而且面试也进行的不怎么样。我已经无法再挤出任何勇气；我唯一想问的问题就是我能拿多少薪水：它是否足够支付我那因社区不断入住数据监视一族而持续飙升的租金？或者，我是否必须在闲暇时间靠开优步出租（Über，美国风险投资的创业公司和交通网络公司，提供租车及实时共乘的服务）来防止自己入不敷出？

互联网是一个失败的乌托邦。我们都被困其中。但我现在仍不愿放弃它。那是我第一次发现朋克摇滚和无政府主义的地方。是我一边在以15kbps的速度下载《柬埔寨假日》（Holiday in Cambodia）一边了解《易经》和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法国小说家、哲学家、戏剧家、评论家，“荒诞哲学”的代表）的地方。是我第一次通过照片找到并牵手心爱女孩的地方。它对我来说就是家，对你和每个人来说都是这样。

不，最应当问的问题是：“我人生的目的是什么？”

我亲眼见证过我们这代人中最优秀的一批人被那无穷无尽的浏览刷屏经济吞没。在一个手机比人类还多的世界里，创新自然会渐渐疲乏，我们在想象力方面经历了一场重大失败，而把互联网这个看似是介于人类与黑暗未来之间唯一的存在，变成了一个最多只是披着金衣的计算机。

我到底是一堆数据，还是一个人类？真相处于两者之间。下一次，在看到别有用心、令人困惑的协议书时，在你点击“同意”项时，先等一下，质问一下藏在这些代码背后的力量。现实证明，过去的网络梦想已经很难再坚持下去，但解决的办法不是在梦想上退缩，而是要更努力去梦想。




背景资料：
美国反文化运动：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的历史学教授Theodore Roszak将“反文化”归结为60年代发生在美国社会政治、文化领域的一切青年人抗议运动，“既包括校园民主运动、妇女解放运动、黑人民权运动、反战和平运动、环境保护运动、同性恋者权利运动等方面的政治‘革命’，也包括摇滚乐、性解放、吸毒、嬉皮文化及神秘主义和自我主义的复兴等方面的文化‘革命’”。反文化运动所到之处，以强调工作、清醒、俭省、节欲为人生态度的美国新教伦理和清教精神都受到了强烈的冲击和批判。他们试图通过各种反叛活动表达对主流文化、现存制度的不满，对妇女、少数民族处境的同情，以及对和平生活的向往。
文章来源：adbusters.org
原文链接：https://www.adbusters.org/magazine/115/datacide-total-annihilation-life-we-know-it.html